小说《古镜记》出自《异闻集》。这是一个古镜故事。就像一部电视系列片，以古镜为中心，以人物为线索，由十二个事件组成一部完整有序、环环相扣的系列故事。按《古镜记》的内容排列，从侯生赠古镜予王度至王度持镜遇奇事，列述：（1）诛灭狐妖；（2）随日月盈亏；（3）豹生述镜；（4）胡僧求见；（5）镜杀妖蛇；（6）为民除疫。再至王勣借镜漫游回归，述异（1）伏龟猿；（2）除水怪；（3）治病痛；（4）渡洪波；（5）除鼠狼；（6）遇处士。又至王勣归家还镜予度，古镜不翼而飞。
古镜
作品以王度从侯生处获得古镜开始，正式展开了小说的叙述：作者以回顾往事的口吻叙述了古镜诛灭狐妖、随日月盈亏的事迹，然后插叙了王度家奴豹生追述当年在苏绰家为奴时所了解的古镜来历和苏绰对于古镜归属的预，这样，叙事视角从王度暂时转向豹生，把作者所本未掌握的前因后果披露出来。这个叙事角度的转换，不仅在小说结构上起到了回溯历史、照应上文的作用，同时也使小说的情节发展显得曲折有致，引人入胜。接着，叙事角度还原，王度的叙述继续进行。三个故事之后，叙事角度再次转换王度之弟王勣，于大业十年弃官归家，后“又将遍游山水，以为长往之策”，临行求兄赠镜，王度允之。“勣得镜遂行，不言所适。至大业十三年夏六月，始归长安，以镜归”。
由此引出王勣向哥哥叙述三年出游的经历以及围绕着古镜奇异功能所发生的种种情事。可见，这个叙事角度的转换，在结构上主要起了深化情节、引出下文的作用。最后，王勣还镜于度，叙事视角再次还原：七月十五日，这面天上神物的古镜在“匣中悲鸣，其声纤远。俄而渐大，若龙咆虎吼”，等声音停歇，再开匣视之，即失镜矣”，故事情节又回到了全文的开头。显然，作品是以作者自述古镜由来为起、以豹生再述古镜为承、以王勣借镜出游为转、以宝镜归而复失为合构成叙事结构的从而将一个单线发展的游历过程构筑得曲折有致，将一件来历邃古、功能奇异的宝物描绘得熠熠生辉，真正达到了小说慑人心目、悦人性情的审美效果。
那么，作为小说，《古镜记》仅仅是为了描写古镜的神奇经历吗？从作者的生活经历和创作意图来看，这面古镜是与作者仕途的沉浮、时代历史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的。作者在《古镜记》里表述：“昔杨氏纳环累代延庆；张公丧剑，其身亦终。今度遭世扰攘，居常郁快，王室如毁，生涯何地？宝镜复去，哀哉！今具其异迹，列之于哀哉后。数千载之下，倘有得者，知其所由耳。”这是作者因失镜而发的忧生伤世之慨叹，因失镜而生的国破家亡之预感。
王度，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大业中曾任御史，七年（611）罢归河东，八年（612）冬为著作郎，奉诏撰国史，九年（613）秋，任芮城令。大业末年，欲撰《隋书》，遭逢丧乱，书未成而逝。故事开始的大业七年，正是作者罢归河东的时间，也是隋炀帝杨广滥用徭役、荒淫无度，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年代。处在这样一个乱世，作者的思想是很矛盾的。对于人民的疾苦，他有救民于水火的强烈愿望。
大业九年，“其年冬，度以御史带芮城令，持节河北道，开仓粮赈给陕东。时天下大饥，百姓疾病，蒲陕之间疠疫尤甚”。他曾让手下张龙驹持宝镜遍巡百姓”，以去疾疫，这时的宝镜就是作者拯救百姓的法宝。可是，当作者面对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时，他又有救王朝于丧乱的政治意图。作者在故事中不止一次地发出哀叹，“今天下丧乱，盗贼充斥”，“今宇宙丧乱”等，同时，又把这种对局势的慨叹和宝镜的消除灾异交织进行，希望像消灭灾异那样来平定由农民起义而造成的“丧乱”。
于是，这面宝镜又成为作者拯救王朝的法宝。出于这种意图，作者展开想象的翅膀，纵横驰骋，时而让宝镜除异，时而让宝镜灭灾，逢凶化吉，无不灵验。似乎有了这面宝镜，就可以治乱安世，可以天下太平。可是，正当宝镜的神通充分显示，作者的理想也接近于实现时，宝镜却突然销声匿迹了。这种戛然而止的处理方法，并不是作者对隋王朝的态度突然发生变化，而是他突然从理想的世界中回到现实，意识到宝镜固然可以在幻想中听凭自己的驱使，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现实中的农民起义，却并不像灵怪那样容易被宝镜降伏，并且隋炀帝也远没有宝镜的神通。
相反，在农民起义的风暴中，他只能偏安江都，不思北归。作者让宝镜亡去的时间，也正是隋炀帝决定迁都的日子。显然这与六朝小说中的谈鬼神、明因果不同，作者是有意把古镜作为一种象征意象贯穿作品的始终。可以说古镜得而复失的意象，既是作者政治理想由幻想到破灭的象征，也是隋王朝日趋衰亡的象征。虽然作者对农民起义的看法有误，但正是这种象征意义，才使作品的感情色彩显得浓重深沉，让人回味，从而升华了述异作品的思想境界。
《古镜记》不仅有较为完美的结构形式，较为深刻的象征意蕴，同时在形象描写上也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如叙程雄家婢女鹦鹉异事一节：王度投宿程雄家，引镜自照。程雄家婢女鹦鹉遥见，便叩首流血度疑精魅，引镜逼之，原来此婢乃华山府君庙前长松下千岁狐狸，变形为人，虽无害人之心，但天镜一照，不免于死。鹦鹉临死，只向王度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数刻之命，以尽一生之欢。”王度乃为致酒，悉召雄之邻里，与宴谑，婢顷大醉，奋衣而歌曰：“宝镜宝镜，哀哉予命！自我离形，于今几姓？生虽可乐，死必不伤。何为眷恋，守此一方！歌讫再拜，化为老狸而死。
这里，狐精变形的婢女鹦鹉给人的不是恐怖厌恶之感，而是一种让人悲悯、同情的悲剧美感。她的一生，就是一个不幸的人生悲剧：始为华山府君所捕逐，逃到河渭之间，为下邽陈思恭义女，陈将她嫁给同乡人柴华；鹦鹉与华意不相惬，出逃，为行人李无傲所执。无傲劫鹦鹉游行数岁，来到长乐坡，因鹦鹉病重就将她弃于雄家为婢。最后，鹦鹉还是逃不出不幸命运的羁绊，悲惨而死。鹦鹉死前起舞而歌，既是对命运的哀叹，又是对生命的决绝，富于人性，悲壮感人。这种精怪形象的描写堪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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